“長征的勝利，實現了在追求真理、堅持真理的基礎上全黨的空前團結、紅軍的空前團結。沒有這種思想上政治上的大團結，中國革命勝利是不可能實現的。”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令人回想那段苦難與輝煌的歲月，追念長征途中可歌可泣的往事。
1936年底，在談起紅一方面軍長征勝利的原因，陳云感慨：“紅軍兵心之團結及士氣之旺，為國內任何軍隊所不及。”紅軍團結的根源在哪里?在于官兵尤其是紅軍將領信念堅定、認識一致。當時大家盡管不知最后落腳點在何方，不曉得什么時候才能結束，但都堅信只要“跟著走”，跟黨走，就渾身充滿了力量，就一定能勝利。正所謂“德同而相聚，志同而道合”，“道”一致了，團結就有了堅實的基礎，成為一種不可戰勝的力量。
“福善之門莫美于和睦，患咎之首莫大于內離。”長征期間，各路紅軍盡管作戰任務不同，面臨困難各異，但不論什么情勢，指揮員的團結都是“鐵板一塊”，從而凝聚起巨大的向心力。當年，“朱毛”的名字緊緊連在一起，敵人聞之喪膽。鄧小平、劉伯承搭檔13年，留下“劉鄧間難以放進一個頓號”的佳話。然而，“英雄所見”也未必全都“略同”，團結不等于沒矛盾，“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思想斗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縱觀長征中“草地黨支部”會議不難發現，在出現不同意見時，大家都能善于依靠學習統一思想，依靠集體形成決議，依靠實踐做出檢驗，“經過批評或者斗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
講團結，就是服從大局，不講條件。長征途中的無數次戰斗中，各級指揮員服從命令從不講條件，讓打掩護就用盡全力，哪怕拼光了部隊;執行任務絕不打折扣，讓打主攻就亮劍疆場，哪怕突圍方向是“鐵桶陣”。當中央紅軍抵達陜北時，部隊供給極度困窘。先期抵達的紅二十五軍知道后，立即將自己部隊的絕大部分積蓄送給中央紅軍。正是因為紅軍全體指戰員的心里都裝著紅軍這個大集體，才使紅軍在“四面受制”的情況下勝利完成戰略大轉移，才使紅軍團結如一人，把可能是“軍心渙散的潰退”，變成了一場“精神抖擻的勝利進軍”。今天，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面臨的條件和環境已遠非當年革命戰爭年代可比。但為了“大我”，舍棄“小我”，永遠是偉大事業成功的重要條件和保證。
“丹青難寫是精神”。對于遵義會議的意義，時任紅軍總參謀長的劉伯承曾說：“遵義會議以后，我軍一反以前的情況，好像忽然獲得了新的生命。”這“新的生命”，既來自正確路線，更在于建立在正確路線之上的全黨團結。而后者，不正給了我們走向復興最深刻的歷史啟示?(李秦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