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29日清晨，住在西單牌樓左近胡同里的朱自清接到朋友的電話：“北平的局面變了!”這一天，距離“七七事變”不過三個星期。這一天起，北平淪陷，城內百萬中國人流離失所。
“一個大時代就要來臨，文化人應該挺身起來，加入保衛祖國的陣營。”即將投筆從戎、奔赴戰場的弟子前來辭行，朱自清激動地對他說。這一天，他為弟子題寫了岳飛《滿江紅》的詩句，作為最珍重的送別：“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
華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
1937年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組成長沙臨時大學。11月，臨時大學在岳麓山下正式開課。戰事危及衡山湘水，師生們又不得不搬遷入滇。1938年4月，這座臨時大學在昆明改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遷徙人群里有一支300師生組成的“湘黔滇旅行團”，歷時86天步行3500公里，才最終抵達昆明。團員聞一多寫給父母妻子的信中說，“一天走六十里路不算么事”，有時八九十里，甚至多到一百里，師生“在農舍地上鋪稻草過宿”“與雞鴨犬豕同堂而臥”。
聯大八年，講臺上是陳寅恪、梁思成、馮友蘭、華羅庚、吳大猷、金岳霖等一代大師，臺下則有李政道、楊振寧、鄧稼先等未來的大家。抗戰中的西南聯大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貢獻了157位兩院院士，在文化抗戰史上留下光彩灼然的一筆。
迢迢長路不是太平年代的遠足旅行，卻是凄寒迷霧中的生死抉擇。抗戰中的浙江大學，經歷4次大搬遷，行程2600余公里。還有，同濟大學、中山大學、中央大學(南京大學)、山東大學……這場中國教育乃至中國文化的“長征”歷時8年，累計遷移300多次。山高水長，師生們抬著教學儀器、實驗室里的瓶瓶罐罐，一路步行，弦歌不輟。此情此景，比之戰場上的慘烈血戰也毫不遜色。
今天看來，這場被迫的文化遷徙，也是中華大地上空前的文化流動。百所大學南遷西進，不計其數的文物流轉搬遷，數不清的知識分子輾轉流離，理想與現實碰撞，學術與國情結合，中國思想文化空前接近民眾，中國知識分子的思考空前深遠。在中國最痛苦的年代，那個埋藏巨大悲傷的時代，一次文化長征、一場思想文化脫胎換骨的新生，叩開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救亡圖存、抗爭自強的思想之門。
“有些人曾認為在戰爭中，不可能有任何文化運動，戰爭來了，文化只有退位，只有逃亡。但是，今天的事實卻告訴我們，包容著廣大人民的冬學運動恰恰就展開在戰火最熾烈、戰斗最殘酷的地區……”《解放日報》的社論中寫道。
“在這個時代，戰士是最需要的。但是這樣的戰士并不一定要持槍上戰場。他的武器也不一定是槍彈。他的武器還可以是知識、信仰和堅強的意志。他并不一定要流仇敵的血，卻能更有把握地致敵人的死命……”這是巴金的呼喚。
“東亞病夫居然奮起了，睡獅果然醒了。從前只是一大塊沃土，一大盤散沙的死中國，現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國了……”這是朱自清的吶喊。
中國知識分子的普遍理想“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在抗戰的炮火硝煙中，錘煉成為正義必勝的信念，救亡復興的大道，民族崛起、國家富強的理想。在尋找出路的關鍵時刻，心向寶塔山，奔向延安，選擇中國共產黨，成為那一代中國人對命運共同體的認同。
文化的脈搏，從來聯系著國家民族的心跳。重返歷史現場，我們會發現，這是一個群體的自覺，根本上是一場思想文化的覺醒。20世紀中華民族的覺醒從這開始，中華民族的緊密團結從這凝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也正是從這升騰。
“不伴隨力量的文化，到明天將成為滅絕的文化。”歷史告訴我們，思想文化只有與社會實踐、與國家民眾的命運深入結合，才真正擁有力量之源。而只有思想文化立起來，民眾才真正站起來，民族國家也才真正站起來。當代中國正在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是一個能夠產生偉大思想文化的時代，也是一個需要偉大思想文化支撐引領的時代。
“七七事變”80年后的今天，我們重走那條歷史之路和精神之路，是為了辨析歷史的腳印，也是為了尋找力量的源頭、明天的脈絡。聚合磅礴之力，奮發砥礪前行，中華民族才能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