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歷史起點
——五四運動對山東的歷史影響及現實啟迪
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院(山東省地方史志研究院)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五四運動是我國近現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五四精神是五四運動創造的寶貴精神財富。作為一場以先進青年知識分子為先鋒、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五四運動標志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起點。五四運動直接因山東問題而爆發，山東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爭是五四運動的一股巨大洪流，在全國五四交響樂中的每個音符里，都可以聽到山東的強勁聲音。100年后的今天，回顧五四運動在山東的歷史，重溫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感受那股熾熱的愛國火焰，對于激勵全省廣大黨員干部群眾從歷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繼承和發揚五四運動倡導的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精神，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實現“走在前列、全面開創”的目標任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懈奮斗，具有重要的現實啟迪。
一、民族的覺醒:五四運動揭開了山東愛國救亡的嶄新篇章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近代以來幾代中國人的夙愿。1840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強的入侵和封建統治的腐敗，中國逐漸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積貧積弱，社會戰亂頻仍，人民生靈涂炭，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難。面對嚴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中國社會各階級、各階層和各種政治力量都曾登上歷史舞臺，力圖挽救國家于危亡之際，但都是“你方唱罷我登場”，無不以失敗而告終。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長達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但“無量金錢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仍舊沒有改變舊中國的社會性質和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就在無數仁人志士彷徨吶喊之時，歷史的聚光燈轉移到了1919年5月4日。這一天，由于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北京學生3000余人齊集天安門前舉行示威，高呼“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取消二十一條”“還我青島”等口號，火燒趙家樓胡同賣國賊曹汝霖的住宅，久積在中國人民胸中的怒火像火山一樣爆發了。五四運動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學生、工人和其他群眾掀起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賣國的全國規模的革命斗爭，表現了民族意識的覺醒，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從此有了強大的精神動力。
山東問題是五四運動爆發的直接起因。近代以來，山東一直是外國侵略者覬覦的目標。1897年，德國侵占膠州灣，山東被劃為它的勢力范圍。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日本乘機出兵山東，奪取了德國從清政府手中攫取的各種權益。1915年，日本向袁世凱政府提出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其中關于山東問題的就有4條。袁世凱政府竟置國家和民族利益于不顧，對日本的要求“即行應諾”。此后，北洋政府通過與日本簽訂關于山東問題的換文等，進一步出賣山東的權益。1919年1月至6月，巴黎和會召開。這實際上是一次由英、法、美、日、意等帝國主義國家操縱的重新瓜分世界的會議。中國作為戰勝國一方，向巴黎和會提出廢除外國在中國的勢力范圍、撤退外國在中國的軍隊和巡警、撤銷領事裁判權、歸還租界、取消中日“二十一條”及換文等正義要求，均遭到拒絕。中國又提出戰前德國在山東的各項特殊權益應直接歸還中國，巴黎和會不但再次拒絕，竟然完全接受日本的提議:日本在大戰期間強占的德國在膠州灣的租借地、膠濟鐵路以及德國在山東的其他特殊權益，應無條件讓與日本。而巴黎和會給予中國的“利益分紅”，只是歸還八國聯軍侵占北京時被德國奪去的天文儀器而已。正如中國代表所指出:“此次和會條件辦法，實為歷史所罕見。”北京政府(即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國主義列強的壓力，居然準備在這個喪權辱國的和約上簽字。消息傳來，群情激憤，巴黎和會的恥辱成為了五四運動的導火索。
山東的反帝愛國斗爭是五四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全國斗爭形勢的發展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由于特殊的歷史條件，山東的革命斗爭還具有自身的特點。
1.發起時間早。有切膚之痛的山東人民對山東問題最為關心，反應最為敏感，巴黎和會召開不久就開始了收回主權的斗爭，成為五四運動的先聲。1919年2月5日，山東旅京人士為力爭收回青島，組織了外交后援會。2月16日，山東省議會致電北京政府，抗議日本的無理行徑，要求取消“中日密約”。山東還是全國唯一向巴黎和會直接派出請愿代表的省份。4月20日，山東各界萬余人在濟南召開國民請愿大會。與會代表慷慨激昂，聲淚俱下，要求北京政府力爭國權、拒簽和約，呼吁社會各界協力共爭、絕不妥協。國內很多報刊都對這次國民請愿大會進行了報道。北京的《晨報》高度稱贊山東人民的斗爭精神，呼吁“當前千鈞一發，稍縱即逝之時，正賴國人之督責抗爭。設能舉國一致，皆如山東人之熱烈，則眾志成城，收效必大。是所望于全國同胞者也”。這次國民請愿大會之后，山東各界群眾不斷集會，號召為“收回青島”“收回山東主權”而斗爭。5月2日，濟南3000余名工人召開收回青島演講大會，強烈要求北京政府據理力爭、不失一寸國土。有的工人在會上高聲疾呼:“我之身既生于斯，我即為該地之主人翁，凡該地之建設改革咸歸吾們掌管。所謂有此土即有此人，有此人即有此權者是也。如有絲毫毀壞，尺寸損失，皆是吾輩之奇恥。”山東工人階級投入斗爭時間之早，在全國實屬罕見，這為山東反帝愛國運動注入了新的生機和活力。
2.參加范圍廣。在愛國主義這面具有強大號召力和凝聚力的旗幟下，參加五四運動的群體一開始就具有廣泛的社會性，這是山東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1919年5月7日，山東省暨濟南各界62個團體、3.5萬余人召開山東國恥紀念大會，30多人爭相登臺演講，吊民伐罪，泣血陳詞。省立一師學生張興三當場咬破中指，血書“良心救國”四個大字，把會場的悲憤氣氛推向高潮。與會者皆表示誓為北京學生之后盾，為桑梓社稷安危不惜肝腦涂地。上海的《申報》曾有過這樣的報道:山東國恥紀念大會“全場會員無不隕涕，皆指天誓日，固結團體，決定此番舉動如不能達圓滿目的雖犧牲全省人民身家性命，亦在所不惜”。山東青年學生始終站在前列，是五四運動的先鋒。5月12日，山東學生聯合會成立，山東的學生運動有了統一的領導。5月23日，濟南21所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舉行總罷課，并發表罷課宣言。除游行示威和罷課外，廣大學生還組織“十人團”等，深入工廠、街道、農村向群眾演講，會同商界提倡國貨、抵制日貨。山東工人階級大力支持學生的愛國斗爭，充分發揮主力軍作用，工人運動本身也逐步實現了從經濟斗爭向政治斗爭的轉變。5月下旬，濟南工人數萬人召開大會，工人代表輪流登臺演講，共商救國大計。6月10日，濟南舉行“三罷”(罷課、罷工、罷市)斗爭，面粉業工人率先響應，隨之電燈公司、搬運業、建筑業工人進行了罷工。山東廣大工商業者在五四運動中表現出了進步的一面。山東國貨維持會召開大會，決定開展抵制日貨運動，隨后各地商家紛紛響應。青島雖然仍在日本占領之下，但許多華人錢莊拒絕使用日本紙幣、金票。運動中還頻現農民階級的身影。特別在抵制日貨運動中，他們不賣給日本人糧食以及牛、羊、雞蛋等農副產品，成為打擊日本帝國主義的有力手段。除此之外，山東的一些地主、鄉紳以及北洋軍人、政界要員等，也不同程度地加入到反帝愛國斗爭中來，使五四運動具有了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性質，這在山東以往歷史上還不曾有過。
3.斗爭形式多。在如火如荼的五四運動中，山東的斗爭形式多種多樣，既有通電呼吁，又有集會游行;既有演講宣傳，又有集體請愿;既有國內的斗爭，又有直接派代表去巴黎和會之舉;既有抵制日貨，又有阻止賣糧給日本人等，都凸顯了重要作用。其中，山東率先發起拒簽和約的請愿運動，在全國產生了重大影響。由于北京政府違背全國人民的意愿，決定在巴黎和約上簽字，1919年6月18日，山東各界聯合會派出80余名代表進京請愿，堅決要求政府拒絕在和約上簽字。請愿代表在新華門前傷感于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不由得雙膝跪地、失聲痛哭。高溫過后又逢天降大雨，他們雖衣衫濕透但無一人起立。對山東請愿代表的“秦庭之哭”，李大釗這樣評說:“這樣的炎熱酷日，大家又跪到新華門前，一滴血一滴淚地哭。唉!可憐!這斑斑的血淚，只是空濕了新華門前的一片塵土!”山東請愿代表團的行動得到了全國的廣泛聲援和有力支持。6月27日，山東又派出第二批請愿代表團，與天津等地的代表一道赴京請愿。6月29日，山東各界召開國民大會，決定組織第三批請愿代表團赴京。迫于人民的壓力，中國代表最終沒有出席巴黎和會的簽字儀式。
4.持續時間長。隨著北京政府罷免3名親日派賣國賊的職務和拒簽和約，五四運動所提出的直接斗爭目標基本實現，但日本侵占山東的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桑梓之危仍像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山東人民頭上。在這種情況下，山東人民繼續開展著反帝愛國斗爭。濟南、益都等地群眾與日本帝國主義展開了直接斗爭，砸毀賣國的報館;膠濟鐵路沿線的群眾進行了反對日本掠奪和騷擾的斗爭，農民還組織“聯莊會”以自衛。1919年8月2日，濟南300余名學生請愿。山東軍閥馬良派兵鎮壓學生，后又殺害多名愛國人士，引起全國公憤。周恩來為此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上發表《黑暗勢力》一文，怒斥反動軍閥，呼吁“國民自覺!國民自覺!現在就是時候了”。8月下旬，山東、天津、北京等地的代表兩次到新華門請愿，揭露馬良禍魯的罪行。1920年1月，日本向中國政府發出要求直接交涉、迫使中國承認巴黎和約的通牒，激起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再次掀起爭回山東主權、反對中日直接交涉的愛國熱潮。山東各界多次召開國民大會，推出代表赴京請愿、赴各省求援，派代表到全省107縣召集群眾大會。在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下，北京政府拒絕了日本的要求，決定將山東問題提交國際聯盟解決(1922年2月，中日兩國在華盛頓會議上簽署《中日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及附約》，日本同意將攫取的山東部分主權歸還中國)。至此，山東以爭取收回主權為中心的反帝愛國斗爭才告一段落。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民族精神的核心。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進行的一系列抗爭，就是中華民族覺醒的歷史進程，就是中華民族精神升華的歷史進程。五四運動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發展的一個高峰，到全面抗日戰爭時，中華民族的覺醒和團結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最終取得了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五四運動的百年歷史啟迪我們:愛國主義是五四運動最本質的內涵，也是五四精神的核心。進入新時代，我國正以嶄新姿態屹立于世界的東方，并日益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盡管已經沒有“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的迷惘，“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的情景也不會“昨日重現”，但作為中華民族最為深厚的歷史情感，愛國主義始終閃耀著無限光芒。奮進新時代，砥礪新征程，我們要繼承愛國主義的優良傳統，吸納鮮活的時代精神，把國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維護國家統一、尊嚴和權威，以實干托舉夢想，用奮斗成就事業，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共同的精神支柱。
二、黎明的曙光: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山東的廣泛傳播
近代以來，中國歷經千辛萬苦向西方尋找真理，但實踐證明，各種理論都是水中月、鏡中花，理想總是“在那遙遠的地方”。“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為苦苦探尋救亡圖存出路的中國人民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全新選擇。以李大釗等人為代表的中國先進分子，從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中看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力量，開始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五四運動以后，盡管世界各種思潮學派在中國思想界風云際會，但馬克思主義以其高度的科學性和革命性吸引著越來越多的進步青年，傳播馬克思主義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從此有了科學的指導思想。
五四運動后，山東一些先進分子通過撰寫文章、創辦刊物或成立社團，介紹、傳播和研究國外的各種新思潮，探求改造社會的新方案。1919年10月，進步人士王樂平在濟南創辦齊魯通訊社，并附設售書部。隨著業務量的增加，次年9月，齊魯通訊社售書部擴充為齊魯書社。該社“不純粹以盈利為目的，而以促進社會文化進步為主要目的”，“以傳播文化為宗旨”。《新青年》雜志特地連續為齊魯書社刊登啟事，介紹它的宗旨和業務。齊魯書社與上海、北京、廣州等地的出版界和進步團體建立了密切聯系，經銷各種進步書刊，如《新青年》《每周評論》《共產黨宣言》《俄國革命史》等，很多進步青年經常到這里購買或閱讀。1920年3月，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立，這是中國最早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王盡美與研究會建立了經常性聯系，并成為研究會的通訊會員。由于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影響，1920年夏秋，王盡美、鄧恩銘等組織一批青年學生，秘密成立“康米尼斯特”(英文“communist”的音譯)學會，以齊魯書社為基地，大量收集并閱讀關于共產主義的書籍。在此基礎上，1920年11月，濟南進步學生發起成立勵新學會，創辦《勵新》半月刊。《勵新》第1期發表了《我們為什么要發行這種半月刊》一文，指出:“近來，新思潮蓬蓬勃勃過來以后，便與前大不相同了。大多數青年，已經有了覺悟，便覺著老實讀書以外，個人和社會、和人類還有種關系，非常重大，已注意到這上頭，便對于從前一切的制度、學說、風俗……等等都發生了不滿意，都從根本上懷疑起來”，出版雜志的目的，就是根據學會的宗旨研究學理、促進文化，并將研究的結果交流。齊魯書社和勵新學會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山東的廣泛傳播，被當時的進步報刊稱為“濟南文化運動之曙光”。除此之外，山東旅京學生創辦的《曙光》雜志、省立一師創辦的《濼源新刊》、省立一中創辦的《災民號》、山東學聯創辦的《新山東》等，也都在推動新文化運動、傳播馬克思主義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據當時山東督軍發給北洋政府的密電中稱:“《共產黨宣言》時有發現，均經會電各該地文武，嚴防密捕。”這從另一個方面反映出馬克思主義已經在山東產生了影響，以致于軍閥政府視之為“洪水猛獸”、感覺如臨大敵。廣饒縣至今能保存著最早中文版的《共產黨宣言》，與五四運動后馬克思主義在山東的廣泛傳播有著密切關系。
從“隔著紗窗看曉霧”到信仰馬克思主義，這是當時許多先進分子共同的心路歷程。山東的先進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也有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起初，他們對馬克思主義還只是一種朦朧的向往，特別是還分不清科學社會主義和其他社會主義流派的區別。但隨著不斷地學習探討，經過深思熟慮和反復比較，他們才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山東的先進分子一開始就不是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單純的學理來探討，而是當作觀察和改造社會的思想武器。他們自覺地把馬克思主義運用于革命實踐，積極投身工人運動和群眾斗爭。尤其令人景仰的是，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選擇馬克思主義后，就堅定不移、終生不悔。革命理想高于天。正是這份信仰、這份信念、這份執著，無論面對血腥的屠殺、野蠻的酷刑，還是經受清貧的生活、艱險的斗爭，甚至是親人的誤會、革命陣營內部的委屈等，都不能改變他們的理想。因為他們的選擇不是一時沖動或者趨時行為，而是理性的選擇、歷史的選擇，是對真理的追求。王盡美在彌留之際，仍不忘囑咐“全體同志要好好工作，為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的解放和共產主義的徹底實現而奮斗到底”。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始終是我們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是我們認識世界、把握規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五四運動以來，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兩次飛躍。五四運動的百年歷史啟迪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創新，是推動我國各項事業不斷前進的強大動力。思想的光芒既要照亮現實，又要指引未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開辟了馬克思主義新境界，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奮進新時代，砥礪新征程，我們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刻理解把握這一思想的科學體系、精神實質、實踐要求，真正做到學深悟透、融會貫通、真信篤行，讓這座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領航燈塔始終閃耀著真理光芒。
三、革命的火種:五四運動孕育了山東早期黨組織的誕生
近代以來，由于沒有一個能夠科學把握革命規律、順應歷史發展潮流、充分代表人民意愿的先進政黨來領導，中國人民的斗爭屢遭失敗和挫折也就成了歷史的必然。正是五四運動在思想上和干部上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準備了條件，中國共產黨在兩年后應運而生。這是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變，中國革命的面貌從此煥然一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從此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
五四運動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并且日益同工人運動相結合的過程，也就是醞釀、準備到建立中國共產黨的過程。1920年8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陳獨秀任書記。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通過寫信聯系、派人指導或具體組織等方式，推動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實際上起著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的作用。山東不但在五四運動中表現出高漲的群眾愛國熱情，而且涌現出一批為追求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而積極探索救國救民真理的先進分子，王樂平便是其中一位。王樂平在五四期間思想激進、表現活躍，曾代表山東各界赴北京請愿、代表山東省議會赴上海尋求各界人士的支持，在社會上享有較高的聲望，他主辦的齊魯書社與陳獨秀的《新青年》也有著密切聯系。因此，陳獨秀在組織各地建立早期黨組織時，便選擇了濟南，選擇了王樂平。陳獨秀函約王樂平在濟南建立早期黨組織，但后者沒有承擔此約，而是把這一任務交給王盡美、鄧恩銘，歷史的重任由此落在了兩位年輕人身上。他們此前都在五四運動中經受了鍛煉。王盡美聯絡濟南一些學校的學生，建立反日愛國組織，開展各種宣傳活動，站在了斗爭最前列;鄧恩銘被選為濟南省立第一中學學生自治會領導人兼出版部部長，主編校報，組織學生參加罷課運動。經過周密籌備，1921年春，濟南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濟南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成立，在齊魯大地上播撒了革命火種、點燃了希望之火。
五四運動期間，工人階級以其特有的組織性和斗爭的堅定性，開始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因此，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后，開始有計劃地開展對工人階級的宣傳和組織工作。1921年5月，濟南共產黨早期組織在《大東日報》副刊上創辦《濟南勞動周刊》，目的是“促一般勞動者的覺悟，好向光明的路上去尋人的生活”，辦刊方針是增進勞動者的知識、提高勞動者的地位、改善勞動者的生活。《濟南勞動周刊》作為山東第一份工人報刊，與上海的《勞動界》、北京的《勞動音》、廣州的《勞動者》都有相似之處，那就是不局限于宣傳新思想新知識，而是為廣大勞動者謀利益求解放。1921年夏，津浦鐵路濟南機廠工人俱樂部成立，這是山東成立的第一個具有工會性質的產業工人組織，促進了工人的思想覺悟。在山東早期黨組織的努力下，山東工人的階級覺悟不斷提高，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的結合，這為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準備了客觀社會基礎。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開幕，最后一天的會議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行。國內各地的早期黨組織和旅日的黨組織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大會，代表著當時全國的50多名黨員。王盡美、鄧恩銘參加了黨的一大。大會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作為國內六個最早建立早期黨組織的地區之一，山東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貢獻。
歷史的長河大浪淘沙，也呼喚著歷史擔當者的脫穎而出，成為挽救民族危亡、實現民族復興的主心骨。從上海石庫門和嘉興南湖出發，到井岡山的旌旗在望、長征路上的雄關殘陽，從抗戰烽煙里的戰旗如海、長江岸邊的鐘山風雨，到天安門城樓下的禮炮齊鳴，再經過中華人民共和國70年的風雨前行和改革開放40多年的春華秋實，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成功的“秘笈”是什么?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個初心和使命是激勵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前進的根本動力。它承載著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和探索，凝結著五四運動以來千千萬萬革命先烈的奮斗和犧牲。僅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山東省委先后遭到十余次嚴重破壞，擔任省(工)委書記或主持省委工作的17名領導人中，先后有10人被捕、6人犧牲。鄧恩銘在犧牲前曾留下一首感人肺腑的詩:“卅一年華轉瞬間，壯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繼頻頻慰九泉。”省委書記劉謙初在寫給妻子張文秋的遺書中說:“望你不要為我悲傷，希你謹記住我的話，無論在任何條件下，都要好好愛護母親(指黨組織)!孝敬母親!聽母親的話!”字里行間飽含著舍生忘死的革命情懷和對黨的赤膽忠心。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告訴我們，歷史和人民選擇中國共產黨領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是正確的，必須長期堅持、永不動搖。五四運動以來，中國之所以能夠實現從悲慘境遇向光明前途的歷史性轉變，就是因為有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五四運動的百年歷史啟迪我們:中國共產黨是五四精神最忠誠的繼承者。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保證。奮進新時代，砥礪新征程，我們要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堅決做到“兩個維護”，不斷增強黨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社會號召力，充分發揮黨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作用，更好凝聚起同心共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磅礴偉力。
四、思想的解放:五四運動促進了科學、民主在山東的落地生根
近代以來，由于千年專制皇權的影響，舊中國桎梏重重、死氣沉沉，缺乏向文明社會前進的動力。特別是北洋軍閥繼續利用封建傳統思想禁錮人們的頭腦，借以維護自己的統治，嚴重束縛了人們的思想，扼殺著民族的生機。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次年更名為《新青年》)。以《新青年》的出版為標志興起的新文化運動，宣傳民主與科學，“沖決過去歷史之網羅，破壞陳腐學說之囹圄”，在20世紀初的中國社會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潮流。五四的烈火一經點燃，便孕育著燎原之勢。五四運動不僅是一場偉大的愛國運動，更是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它猛烈地沖擊和滌蕩著封建舊禮教、舊道德、舊思想、舊文化，給人們的思想以強烈的震撼，為新思想、新文化的傳播開辟了道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從此有了鮮明的精神標識。
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中國先進分子繼續高舉民主和科學的旗幟，不再強調資產階級的個人權利和個性解放，而是以實現最廣大勞動群眾的解放、民主、自由為價值取向，并轉化為改造社會、打碎舊制度、舊思想枷鎖的巨大力量。王盡美在《鄉村教育大半如此》、《我們對于師范教育根本的懷疑》等文章中，猛烈抨擊舊教育的弊端，指出舊教育“不是要去提高平民的知識，是要造出些魚肉鄉民的小紳士”，是“欺壓小民的工具”，相信“要普及鄉村教育，使平民都有識字的機會，非先打破貧富階級不可”。鄧恩銘在《災民的我見》、《改造社會的批評》等文章中，指出社會上人民貧富差距的懸殊，“就是因為一般軍閥、官僚、政客、資本家橫征暴斂、窮奢極欲”造成的，要解決這個問題，“就是要有徹底的覺悟”。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科學、民主的內涵和外延更為豐富、廣泛，也更加切合中國實際了。
五四運動后，中國共產黨繼承和發揚了民主和科學的光榮傳統，并與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有機結合起來，從而使其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和鮮明的時代特性。全面抗日戰爭時期，山東抗日民主政權普遍采用民主集中制，政權機構的領導都由人民選舉產生。1941年前后，在有統計的71個縣政府中，民選的縣長占94%。為保證不識字、文化水平普遍較低的選民能夠行使民主權利，山東抗日民主根據地就采用簡單易行的方法進行選舉。例如，以豆子作為“選票”，在每個候選人身后放一個碗，選民同意誰就在他身后的碗里放一粒豆子，得豆子多的候選人當選。某次膠東選民登記，到場的共計533489人，參加選舉的472083人，“白發蒼蒼的長者與佝僂著身體的老大娘都扶杖出席選舉，不愿放棄自己一份公民權，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未有的現象”。山東抗日民主政權還頒布了黨的歷史上第一部人權保障條例，提出國民“無男女、種族、宗教、職業、階級之區別，在法律上、政治上一律平等”，規定人民有人身不受侵犯的權利和抗日武裝的自由，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居住、遷徙、宗教信仰和參與政治活動的自由，等等。同時，開啟民智，移風易俗，通過舉辦冬學、識字班、莊戶學等社會教育和社會改造，群眾的價值觀念、行為方式等為之一新。這實際上是一次擺脫封建桎梏束縛、改變農村面貌的思想解放運動。老百姓切身感受到從未有過的尊嚴、自由和民主，抗日民主政權因此也得到了他們的衷心擁護。
五四運動100周年恰逢新中國成立70周年。新中國的成立，結束了幾千年剝削階級在中國的統治，勞動人民從此成為了新國家和新社會的主人。70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不動搖，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動搖，不斷賦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鮮明的實踐特色、理論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一滴水可以映射太陽的光輝，一個地方可以展現一個國家的風貌。齊魯大地翻天覆地的變化是70年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科學文化發展的生動縮影和具體體現: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健全完善，愛國統一戰線更加鞏固，法治山東建設成效顯著，人民依法享有和行使民主權利的內容更加豐富、渠道更加便捷、形式更加多樣;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突飛猛進，社會科學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度融入人們的生產生活和精神世界，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全面提高。科教興魯、依法治省、泰山學者、新舊動能轉換等重大戰略(工程)在全國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長期奮斗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實踐邏輯的必然結果，是堅持黨的本質屬性、踐行黨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五四運動以來，盡管百年時光如白駒過隙，科學與民主的旗幟仍在中國大地高高飄揚，激勵著中國人民為追求國家和民族進步而不懈奮斗。五四運動的百年歷史啟迪我們:正是從五四新文化運動起，民主與科學開始深入人心，歷經一代代人的傳承、發揚與積淀，早已融入民族血液，成為民族復興之路上的重要精神支撐。奮進新時代，砥礪新征程，我們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充分展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鮮明品格和巨大優勢，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堅強的政治保障。
撫今追昔，鑒往知來。可以告慰五四先驅們的是，我們現在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對歷史的最好紀念，就是創造新的歷史。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接過歷史的接力棒，做新時代的追夢人，讓五四精神不斷散發新的時代光芒，這就是對五四運動最好的紀念。新時代的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我們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大力弘揚五四精神，步履鏗鏘、勇毅篤行，讓承載著13億多中國人民偉大夢想的中華巨輪繼續揚帆遠航，勝利駛向充滿希望的明天!
